1）提升废钢比是实现碳达峰的必经路径

电炉吨碳排放0.41吨，远低于高炉炼钢吨碳排放1.8吨，电炉炼钢的增加将降低单位碳排放，是钢铁行业实现碳达峰的必经路径。

中国社会钢材积蓄量2020年已经超过100亿吨，但已进入报废期的社会钢材积蓄总量20亿吨左右，制约了电炉钢的发展增速。但我国进入报废期的社会废钢积蓄量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每年增加1000-2000万吨左右，预计2025年可用于炼钢的废钢供给将达到3亿吨，2030年将达到3.6亿吨，预计废钢比将进一步提升。

2）不同需求情景下的碳达峰路线

但废钢比的提升能否使得钢铁行业碳达峰，取决于粗钢总需求的变化，如果总需求增加，则总碳排放量将取决于电炉炼钢降低的碳排放量与总需求增加的碳排放量之间的博弈，我们对未来十年的终端需求进行假设，模拟了不同情景下的碳达峰路线：如果需求达峰，或者进入复合增速1%以内的低增长，则废钢的增加可以匹配总需求的增速，钢铁行业碳达峰压力不大；但如果终端需求保持1%以上复合增长，则钢铁行业碳达峰压力很大，若为了碳达峰的目标对供给端压制，则容易引发供需失衡。

3）碳中和背景下的粗钢需求将如何演绎？

废钢供应不能人为提速，呈自然增长的态势，钢铁行业能否实现碳达峰关键是看需求能否达峰，那么，对于未来粗钢总需求的判断就至关重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粗钢总需求的增速和城市化率是高度相关的，我们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这几个可比较的大国来看，这些国家粗钢需求均是在城市化率达到72%-75%左右到达峰值的，之后见顶回落或者进入高位平台。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突破60%，从国际可比较的经验来看，我国的粗钢需求仍有增量空间，按照每年平均1%的城镇化率增速，粗钢需求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仍然保持增量。而前述几个发达国家粗钢需求见顶前十年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增速，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粗钢需求在见顶前十年复合增速分别为3.3%、14.2%、2.5%、3.2%，剔除情况相对特殊的日本，其他几个国家的粗钢需求在见顶前平均能保持2%-3%的复合增速。

过去很多年，相关机构对我国的粗钢需求屡有“见顶”误判，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套用发达国家人均600公斤粗钢需求的经验，但多方面因素使得我国的粗钢需求持续增加。一方面我国是全球前所未有的制造业大国，且疫情加剧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尽管全球化已经见顶，未来可能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长期来看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不利。但疫情在全球的结束遥遥无期，中短期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反而有所加强，有助于中国粗钢需求的稳定。另外一方面，房地产需求尽管可能进入峰值区域，但下行可能较为缓慢，主要源于置换需求巨大，且中国人传统的家乡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在城市和乡村均有置业需求，也有助于中国的房地产需求的相对稳定。

由此可见，根据发达国家人均粗钢需求600公斤的经验套用到中国并不适用，中国的粗钢需求短期内难以见顶，发改委也表示，“十四五”结束之前我国对于粗钢的需求还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4）碳达峰将始终对钢铁行业巨大扰动

从长期来看，由于城镇化进程持续，中国的粗钢需求尚未见顶，若要实现碳达峰，只能通过废钢对铁水的逐步替代，但如果需求增速大于废钢的替代速度，则铁水需求难以达峰。在铁水需求未达峰的背景下，要实现碳达峰战略目标，行政限产的动力将加强，容易造成间歇性供需缺口。

一方面碳达峰是国策，另外一方面，钢铁行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材料， 钢价的上涨将对很多其他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钢价的过快上涨也容易导致政策的负反馈，这样将使得未来的钢铁行业将始终面临多方面政策的扰动。在经济增长、碳达峰、价格稳定等多重目标下，政策只能取得阶段性平衡，而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可能放弃，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来实现碳达峰，因此未来的政策只能三者取二，其中经济增长是必选项——若要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碳达峰，则对产量的限制将使得钢价难以稳定；若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价格稳定，则需要放开供给，则难以实现碳达峰。因此，未来钢价的主导逻辑将反复在两种政策组合间切换，而政策的长鞭效应将放大钢材价格的波动。由于碳达峰是长期的战略目标，价格稳定的目标可能将放在经济增长和碳达峰之后，可能将成为*次要的目标，将使得钢价和钢材利润易涨难跌（钢价受原料成本影响相对更不确定）。（中信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