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突破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在进入2014年后交易量不增反减少，这在近几年是罕见的。一直交易很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市场)都呈现窄幅震荡、低幅震荡局面，尤其是美东时间段，交易量锐减。为什么?是缺乏资金吗?非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流动性仍然相对过剩，市场利率也很低，融资相对容易，而且几大股市一直不错。虚拟金融市场突然间走入低迷，其中原因值得思考，需要给出经济学解答。

    从历史经验看，全球金融市场同时进入窄幅震荡周期几乎不可能，即使出现，也很短暂，通常是在全球经济筑底(萧条)，或者是高速增长期进入末尾阶段。通常，外汇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有较大的关联性，而黄金白银市场则具有走独立行情的特性。但这次不同，无论是外汇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黄金、原油都呈现中长期牛皮走势。

    笔者认为，这一走势与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低通胀”的大周期相关。而由于出现这种走势，因此可以判断，全球经济很难一下子走出低增长、低通胀的大周期。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低增长、低通胀是周期性现象、全球性现象，各国政府都在想办法尽快走出去，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率先走出这一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劳动低增长

    为什么全球经济会长期处于低增长、低通胀周期?这个问题需要经济学解释。低增长、低通胀只是现象，本质是全球各国主要生产要素中*活跃的劳动力要素正在被消极因素困扰，处于不活跃状态。人类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全球经济主要靠创新劳动拉动，但创新劳动也有周期性，也有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悖论。比如它一度极大地推动了一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社会甚至全球的劳动力成本增长水平，短期内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劳动力成本太高，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拉动经济作用*大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很不利，非常多的发达国家近十年来基本建设投资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没有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很多实体经济产业都被抑制。

    发达国家大都属于经济结构合理的国家，比如欧洲，创新劳动发达，制造业也发达。但创新劳动不会永远领先，永远发达，它也有周期性，而目前阶段欧洲恰恰处于创新劳动的低谷时期，新的创新“点”虽然很多，但如互联网那样的产业型创新还没有出现，这是欧洲陷入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低通胀，实际是资产缩水，劳动力价值缩水，这一点很少有人意识到。

    这就决定了，创新劳动低增长与经济低增长并存、低就业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一方面符合高端劳动的就业人口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愿意从事低端劳动者的人数又越来越少。劳动力价值取向变成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创新劳动成果主要产生地是美国，这与美国长期的移民政策相关，希望在美国;而其他发达市场，例如日本、欧洲，由于移民政策非常保守，拒绝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新生代劳动者进入，因此其低增长周期是很难打破的。尽管日本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但劳动力政策守旧，经济下行趋势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基建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曾经一度接过接力棒，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近些年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增长过快，目前已走出快速增长周期，这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本质就是劳动力成本增长率过快，超过了经济承受力，引发劳动力成本上升周期。以中国为例，从事实体经济的一线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基本建设的劳动者，从2008年开始，工资水平增长率一直超过10%，带领一线劳动者的工薪总水平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虽然说，相对发达国家，中国还有增长潜力，但短时间内增长率过快，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高增长的因素。一线劳动力成本提高过猛，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推动社会整体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二是导致基本建设投资下降。很多人将中国投资率下降怪罪于货币政策收紧，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许多投资项目都超预算，很多新项目难以启动。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下降到17%，远远低于过去10年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GDP保增长目标(7.5%)所需的20%左右。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未来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但短期内很难摆脱依赖基本建设投资的局面。今年，要想实现7.5%的增长率，肯定要新上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但问题是资金在哪，劳动力在哪。

    目前投资率下降过猛，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他因素容易调整，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稍微宽松一点是可以实现的，但劳动力成本水平很难靠人为调整，基本建设项目会因为预算超出往年水平，而难以通过。同时，由于一线劳动力工薪收入多年来增长较快，相对而言，公务员、事业单位工薪收入的欠账太多，还要提高，整体劳动力成本水平将螺旋式上升。由于中国整体劳动力成本很难出现低增长，管控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在制定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时考虑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可能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当前困局的主要管控点、调控点，也是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的一点。

    需要更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

    2013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就开始出现分化，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走出底部;欧洲则是在低增长、低通胀的低位徘徊。欧元区经济自欧债危机以来一直处于低位徘徊，主要增长动力靠德国，虽然目前不能预言德国经济会进入下行通道，但让它维持目前增长水平肯定很难。欧洲央行进一步超宽松必然成为欧洲各国央行的一致行动。不仅欧元还将继续下跌，而且经济复苏所遭遇的困难会更多，预计欧洲央行将被迫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实行实质性的负利率。日本经济虽然由于安倍新政取得了上半年的较快增长，但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正在衰减，未来还需要新的刺激，日本经济在2014~2015年仍然很难走出低增长、低通胀的怪圈。

    相对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不低，但要看到，我们调整幅度也不低。中国经济2014年上半年实现7.4%的增长率，虽然仍然较高，但毕竟是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行。绝大多数人认为下半年能够实现7.6%的增长率。但很少人明白，中国的房价刚刚开始下跌，如果这是周期性现象，它一定会影响下半年包括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由于中国同时受到地方债违约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影响，未来两三年很难再现超过8%的增长率，稍不注意，GDP就将跌破7.3%。很多人说，跌破7.3%怕什么?我想说，7.3%能够止跌吗?它是心理支撑线，一旦跌破，6%都可能守不住。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不是低增长，目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都在低位徘徊，亟待启动信号。只要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可以率先走出困局。(第一财经日报)